用法保护“少年的你”

二、九代古乐的乐教实践和理论考虑到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中华文明的创造发展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九代的乐教实践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蹈水者的回答是：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孙奭之疏将故解释成事，则不达赵岐之意。

勿求于心勿求于气是不让这些与己之志向不合的东西乱心乱神。知其不可知，谓之命也。孟子则要以志帅气，培养其大无畏之精神。在具体操作上，汉唐注重以经解经，缺乏对诸子思想的重视。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

孟子的不动心是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是大无畏精神，而不是庄子心斋之后的是非两忘的淡泊心境。《庄子·徐无鬼》则更谈到魏武侯为义偃兵。其三，鬼神上天的政治地位不同。

同理，古乐周乐，四国亦莫不采用。战国时代官方乐教情况已经略如上述，大汉至今官方和民间的音乐实践和理论(不再是单纯的官方的乐教)，传世文献记载甚详，其中至少有如下几点应该关注。战国以前政教合一，主祀即主政，故祭祀弗用即祭祀行政均弗用。战国初期，中国最终完成了世俗化进程，中华文明从此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伟大世俗文明，宗教鬼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重要的政治地位，国家治理完全实行世俗政治。

三、后九代新乐的音乐实践和理论新乐郑声郑卫之音本是春秋战国君子对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官方周乐的特称，其主要特点是，吸收了民乐元素，乐教与愉情并重，淡化了宗教色彩，抒情畅快淋漓，较少节制。周人本是西北羌戎，比起东夷南蛮来，羌戎原本较少鬼神信仰，加上东夷殷商重鬼神轻苍生而灭国，故周人治国整体上更加较少依赖鬼神，但是仍然不足以改变西周春秋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的基本特点。

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仅就乐教实践和理论而论，九代作品称古乐，后九代作品称新乐，春秋时代则古乐新乐并存，既属九代亦属后九代，也是重要的过渡期。战国至今，春秋君子的乐教理论与音乐实践脱节的现象则更加明显。故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根据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将中国乐教的起点定在黄帝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多年。

周乐为周代主要用来治国理政的官方音乐，春秋时代在郑、卫、宋、齐四国出现了重视日常生活、吸收民乐元素、乐教愉情并重、抒情很少节制的新倾向，明显成为古乐的异类，故被称为新乐，并招致严厉批评。据此可知华夏不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而应形成于周初。11可能指父系时代早期残存的许多礼俗，周汉君子难以理解。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可推知，四国新乐不仅四国采用，华夏列国无不采用。

孔子郑声淫说主要体现了九代乐教理论和审美习惯，战国至今后九代学者每每证成之，却与春秋战国官方乐教实践和理论，或部分脱节，或完全脱节，也与大汉至今的音乐(包括官方和民间)实践和理论部分脱节。郑郑卫均借代郑、卫、宋、齐四国，这是晚周君子的语言习惯，旨在语言简洁而活泼。

战国至今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对战国君子不喜欢先王古乐而喜欢春秋四国新乐的现象，大多不能正确理解、科学解释，他们的努力方向，始终都是设法运用九代古老正统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反复贬斥春秋战国君子的部分官方音乐实践。7此说排除了相当小众化的道教音乐和佛教音乐。

最近百年学者论述华夷甚多，其实华夷关系非常简单：华夏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蛮夷戎狄，蛮夷戎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华夏。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本文认为九代古乐的乐教实践和理论，是人神混杂、天人合一、抒情节制，排除民乐元素、愉情功能和多样化风格的实践和理论。周代不仅传授乐教理论，更传授乐教作品，《论语》记载子路曾在孔子门口练习奏乐，子游主政鲁国武城时经常演奏音乐作品以教育当地人民，《左传》记录了春秋列国君子大量的乐教实践史料，据《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连南蛮吴公子季札都十分熟悉周乐作品。子夏说，先代圣王的古乐才是德音，而郑声为亡国之音[8]。宗庙，天子保留七庙，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超过此数则要毁庙，但春秋时代超过此数者很多。

古乐不仅包括九代官方的乐曲作品，还包括九代官方的乐教理论，下文都会详细讨论。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与此完全相同的现象，也发生在魏文侯的子孙梁(魏)惠王身上。

以乐语36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37】;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38】，以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39】，以说(悦)远人【40】，以作动物【41】。根据传世文献，战国至今除了孟子并不介意君子是喜欢古乐还是喜欢新乐，是否郑声淫，只要求君子与民同财、与民同乐【15】以外，绝大多数官员和学者都非常在意郑声淫之类的问题，学者们的努力方向始终都是援引九代乐教的实践和理论，批评后九代的新乐实践，以证成郑声淫说，或者辨别郑声是否包含郑诗，贬斥春秋时代的郑声，贬斥战国君子喜欢郑声郑卫之音新乐亡国之音、厌恶先王之乐德音古乐治世之音的现象，可惜学者此举并不能科学解释九代乐教实践和理论与后九代新乐实践为何脱节，其反复证成郑声淫说的种种努力，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在文艺理论上有明显的缺陷，在文艺实践上则非常有害。

《韩非子》为了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甚至编了师旷辨亡国之音的故事：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脱)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大司乐》认为，乐教是熏陶教化子弟(候任官员)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要选用道德高尚者担任乐官。

大约在西周末期春秋时代，诸教分离为文本化的《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形成六艺，亦称六经、六教，一直延续至清末。故姑从王先生说，将《大司乐》视为周代官方的乐经文献。春秋时代六艺还通行天下各国，战国时代则诸子百家通行天下了。如果成篇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却不强调乐教的君臣父子等级，那就很难理解了。

至于九代官方的乐教理论，根据传世文献，结合中国历史发展情况，应以《虞书·舜典》【29】为五帝时代乐教理论的代表，以《大司乐》【30】为夏商周三代乐教理论的代表。南北朝、唐朝的佛教、道教，都曾妄想干预朝政，均以失败告终，撇开偶然因素不论，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原本如此。

讽诵：劝谏国君尽为君之礼。《诗经·唐风·蟋蟀》:好乐无荒【46】，良士休休。

就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九代人神混杂，后九代人神两分，春秋时代为重要的过渡期。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

但最近读到王齐洲先生刚发表的《〈周礼·大司乐〉即〈乐经〉辨》，王先生考证《大司乐》乃孔子所亲传，孔子去世，弟子子夏辅佐魏文侯时，将其带到魏国，历经曲折，终于传世。根据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古国时代距今大约5500—4500年，约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那么乐教就应起源于古国五帝时代。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可参阅《礼记·明堂位第十四》。

45乐、哀：借代所有思想感情。而周公制礼作乐，旨在治民，故周公作乐治民的活动方为中国乐教之起源[5]63-81。

3九代指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后九代指春秋战国至今，春秋时代在时间上有重叠。因此必须事先清晰界说，尽可能科学定义，并对定义做出必要的解释，借以解决若干历史悬案，也免本文行文时翻来覆去，学者为此产生没完没了的无谓争论。

这些概念往往互相缠绕，逻辑上又多有重叠，大多从未被科学定义，而且即使是周代君子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偶然会出现不严谨不科学的现象，后世经师学者往往以经解经，很容易陈陈相因，以致长期成为一团乱麻。如果官方音乐尽情地宣泄情绪，毫无节制，则容易养成君子偏颇的思想感情和极端的行为习惯，这对治理国家将非常不利。